一部《鹿鼎记》让建宁公主名闻天下，因刁蛮任性没少受整治，而历史中的建宁公主可真的刁蛮不起来，她的一生，系于皇室，系于平西王府，而恰恰三藩之乱的主力就是吴三桂部，所以从平西王起兵的那一刻起，建宁公主的命运就已注定。建宁公主的辈分比康熙皇帝要高，因为她是皇太极十四女，本名阿吉格。正式的称谓是和硕恪纯长公主，先来看看她和夫君吴应熊的升迁经历：阿济格→和硕公主→和硕长公主→和硕建宁长公主→和硕恪纯长公主吴应熊→三等子→少保兼太子太保→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他俩的“成长”历程来看，清廷对吴三桂是非常重视，但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，夫妻二人的苦难随之开始，可悲的是，夫妻二人都在京城，吴应熊的棋子身份虽不公开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他就是以“”身份留在北京的，吴三桂的同时，已经将吴应熊这个棋子当做了弃子。公元1673年，吴应熊受牵连下狱，转年吴应熊和儿子吴世霖被施以绞刑，其余幼子因为年纪尚小暂时没有问罪，建宁公主免死，但连同幼子全部幽禁。公元1680年，康熙帝也知道建宁公主本来无罪，无非是受吴三桂连累，每每想起，也动恻隐之心，建宁公主染上时疫后，康熙帝派人勤加照料，看起来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，其实看结果，康熙帝仅仅是可怜这个公主，其他人作为叛臣之后，是无法赦免的。公元1681年，建宁公主所生的二幼孙（按吴三桂的关系论）被缢杀，“诸庶孙斩首弃市” 。公元1704年，建宁公主去世，时年六十三岁。园寝在今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草房村，日伪时期，地宫被盗发，善后的德公府发现地宫内只有骨灰罐。园寝今已平毁。自己的丈夫、孩子全被朝廷所杀，内心悲苦是他人所无法想象的，民间有个词叫“怨气冲天”，再加上她居所的前主人，也是怨气冲天而死，从清代到现在，这个地方就被传为北京四大凶宅之一。宅子的前主人就是晚明时期的内阁首辅-----周延儒，宜兴人，两任内阁首辅。崇祯帝朱由检在位时，周延儒本来已经就任内阁首辅，但是遭温体仁排挤，称病回乡，但包括温体仁在内的几任首辅都不能令崇祯满意，所以又再次启用周延儒任首辅，实际上，能令他满意的估计也就他自己，否则也不会执政17年换了50个首辅了。就在大明国灭的前一年，周延儒毛遂自荐，督帅全军，他到任后捷报频传，崇祯帝大喜，庆幸自己终于找对了人，可惜锦衣卫周延儒欺君罔上，所有捷报均系作伪，原来周延儒内政尚可，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，对内贼张献忠束手无策，对外满清也不敢对战，走到通州就停滞不前，饮酒作乐，清兵抢够了资源自然就回撤了，周延儒却称自己是退敌后而归，崇祯帝得知后大怒，虽然不忍周延儒自请流放，又称其功多罪寡两次放过周延儒，但在群臣激愤之下，还是将其赐死，周延儒自缢而亡。建宁公主住的就是大明首辅周延儒的宅子，按民间说法，这本就是凶宅。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：“袭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，文达之 前为右翼宗学，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，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，阅年既久，故不免有时变怪，然不为人害也。厅西小房两楹，曰‘好春轩’，为文达燕见 宾客地，北壁一门，横通小屋两极楹，童仆夜宿其中，睡后多为魅出，不知是鬼是狐，故无敢下榻其中者。”首辅的周府，也就是公主府，吴应熊一干吴氏子孙丧命前生活的地方，一个充满周延儒和建宁公主幽怨的地方，据附近的老大爷说，这宅子有丝竹之声，还有幽怨的吟诗声，夹杂着各种吵闹，所以令很多邻居都搬走了。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敢问，这大爷多少岁了，还爱好传这个O(∩_∩)O西单小石虎胡同33-1号就是“凶宅”的地址，虽然没有机会去看，但是查阅了一下资料，现在这个胡同还有，特地加以保护，保护范围将近17000平方米。其实建宁公主的丈夫、孩子全部被处死后，建宁公主便不大受人待见，身处闹市无人问的状态，勉强能活着已经算是不错了，自然也没有人给她打理房屋，修缮就更不用说了，她死后几十年都没人住，常年荒废，出些怪声也很正常，比如漏了风的窗户往屋里灌风的声音，早已腐朽，吱吱呀呀的门轴、窗轴声音等等。乾隆帝的孙子爱新觉罗·绵德也住在这儿，要是传的那么邪乎，还会有人住么，太犯忌讳了，而且后来几度转手，说这宅子邪乎的好像......好像都是邻居，没听过主人传过这事的，看来是民间以讹传讹吧，这类传说从古至今实在太多太多了。
和珅跌倒，不是嘉庆吃饱，而是满人本位主义破产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汉族官僚就在酝酿崛起了。当然，满人本位主义不会彻底破产。因为大清皇帝的支柱力量就是八旗子弟，也就是满人。满人和八旗子弟能撑得住场面，大清皇帝也才能稳坐钓鱼台。但是，战争以后，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但逢变局，就一定要唯“才”是举，而不会建制派当道。这时候，大清以及大清皇帝也只能唯“才”是举，而不能在体制设计上偏袒满人或搞满汉平衡了。所谓唯“才”是举，简单说就是谁有本事、谁上台。没有本事的，即便上了台，也没用，因为根本站不住。所以，回答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问题，首先需要溯因大清官场的建制化特色；其次溯因到乾隆和嘉庆朝的政策转向。乾隆朝的顶级权臣，非和珅莫属。但和珅的出身和起步并不高。他不是满清宗室，也不属于上三旗，甚至还差点儿被赶出家门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和珅是怎么成功的？是因为和珅能力强吗？公元1769年，和珅参加科举考试，但名落孙山。这就说明在大清朝官场的建制赛道上，和珅连上场比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宦海沉浮是一部连续剧，但和珅在第一集就死了。考试不行，不代表能力不行。但是，任凭社会如何多元、任凭资源如何丰富，排位一定是稀缺的。排位稀缺就要互相竞争；互相竞争就要规制赛道。而科举恰恰就是传统最具共识性的赛道。所以，能力行也好、不行也好，首先都要在科举这条赛道上站得住。站住了，才有资格竞争排位。在纯建制的科举赛道上，和珅不行。因为他连上场竞争的资格都拿不到。但和珅只是一个缩影。非但和珅不行，整个满族官僚群体也不行。这个道理，容易理解。科举是一只拣选精英的漏斗。谁是精英、谁不是精英，要用科举这个漏斗筛一遍。筛出来的，才算精英。而精英才能做官，也才能在官场上竞争排位。但是，汉人有多少、满人才有多少。这两伙人的基数，没有可比性。所以，时间长了，满人一定集体走下坡路。但是，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。所以，它一定不会按照单一科举建制的拣选精英，更不能按照完全官场建制的来管理干部和使用干部。所谓建制，就是规划内部排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矩。身处体制内的满汉官员们，必须按照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，去竞争排位。科举取士，是一种规矩；论资排辈，也是一种规矩；计功考核，还是一种规矩。霍去病18岁便封冠军侯，而李广到死也没能封侯，这两个人差在了哪里？不是差在能力，而是差在了赛道。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兴就好的外戚赛道，而李广走得是首虏封侯的建制赛道。李广穷其一生，都在走建制路线。而霍去病纯属反建制。反建制，就是不讲规矩、不讲道理。但最不讲理的，还不是霍去病，而是卫青的三个儿子，一出生就封侯。这时候，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李广的无奈了：官场太黑暗，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。组织运行的时间长了，就一定要建制化。建制才能稳定，稳定才能克服不确定性。一惊一乍地日子，没法过。但，所谓的建制并非一成不变。你说计功封侯是建制、外戚封侯是反建制，但是时间长了，习惯成自然，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。比如东汉，大将军就得是皇帝娘家人。外戚封侯都不行，必须当大将军、必须领导。这就是东汉的建制。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得多了，也变成了路”。不管是好是坏，只要大家都认了，就算有了共识；然后规矩也就立起来了，而时间长了，自然建制化。所以，满人主导的大清帝国，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。而和珅的成功，恰恰是建制博弈的产物。和珅获得成功的途径，肯定不是科举赛道，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赛道。古代发展到清朝，已经积累的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。宗室和外戚，一定是防范的对象。所以，对于这些人，可以给钱、给富贵，但死活也不能给权力。即便后来成功了，往往也不是依靠纯外戚的身份。有时候，个人成功，跟个人努力、个人能力，可以毫无关系。因为很多赛道就不是纯业务表现能决定的。即便是业务表现能决定，但业务表现有时候根本无法测量。但成功一定跟社会网络评价有关系。通俗而又世故地说，就是组织需要。组织需要你排位上升，那你就必须上升，即：不行也行；组织不需要你排位上升，那你就必须不能上升，即：行也不行。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，就是因为满人集团的组织需要。在当时，满人的当然领袖，是乾隆皇帝。同时，乾隆皇帝还是大清帝国的领袖。自明清之后，因为不设丞相和宰相，所以乾隆皇帝还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领袖。因此，建制化的方向、速度和模式，统统取决于乾隆皇帝。而乾隆皇帝主导的大清建制化，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。满清所有的皇帝，都坚持满人本位主义。因为大清的国策就是“首崇满洲”。但为了团结汉人官僚，满清皇帝必须拿捏分寸，甚至还要做出适当的让步，以争取汉人官僚的支持。顺治宣称自己对待官员“不分满汉”。康熙还扩充过江南的科举名额。这都是在争取汉人精英和汉人官僚的支持。而雍正比较奇葩，因为他要走极端。走极端的皇帝，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。而既得利益的满人，天然是保守派。“（李）卫、文镜受上眷最厚”，为啥这两个汉人最受器重？因为这俩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极端、干大事。乾隆之前，满汉之分的问题，不算严重，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。但乾隆之时，满汉之分的问题，就严重了，而且上升为皇帝必须关注的问题。但问题的实质，不是满汉之分，而是满人汉化。在“首崇满洲”的国策下，清朝统治者刻意将满人从汉人中区分出来，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满人、谁是汉人。所以，在语言、骑马射箭以及民族服饰上，统治者强调满人要保持满人的传统。甚至还广建满城，八旗单独驻防，以保持战斗力。但是，乾隆朝却出问题了，因为越来越多的满人汉化了。别说骑马射箭，就是满人说满语都做不到。大清科举专设翻译科，满人只要能够在满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翻译，那就能考上。但是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，因为招不到人，所以只能把这科取消掉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并不重要。区分满汉而“首崇满洲”，未必能巩固统治；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，也未必就瓦解统治。但，问题本身往往不重要，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。雍正时期的李卫、田文镜，比满人还支持雍正。所以，你不能说汉人官员多了就会动摇大清国本。但是，大清皇帝未必这么看。他能看到的是：汉人官僚多了，那满人咋办？同时，满人群体也不这么看。排位总是稀缺，稀缺就要选择，选择必有标准。而标准是现成的：到底是汉人官僚多晋升一些，还是满人官僚多晋升一些。选择了汉人，则歧视了满人；选择满人，则歧视了汉人。所以，大清朝的视角，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关注满汉之分的问题。于是，乾隆出手了，他的做法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，不余遗力地抬高满人在官场上的优势地位。而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在官员选拔上，加大对满人的政策倾斜。满清贵族，可以跳开一切的建制化程序，凭爵位便能获得官职。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，就是凭一等功的爵位直接当上了从二品的。别人还在学李广计功求官，而满人却可以凭爵拜相。这就不讲理了。但排位稀缺。所以，这么玩的人，只能是满清的顶级贵族。然而，一般出身的满人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机会有得是。满族的年轻人，可以通过当侍卫和当翻译的获得晋身跳板，然后踩着这个跳板直上青云。而且，这条路升迁更快。如乾隆的小舅子傅恒就是从侍卫起步，24岁任军机处行走、26岁任户部尚书、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、领班军机大臣。这就是火箭提拔的速度。跟傅恒比，汉人官僚一定能体验到李广的憋屈。傅恒虽然不讲理，但人家有外戚加持。而和珅不讲理，才是真不讲理。他不靠外戚加持，因为本就没有，而是纯靠组织需要和皇帝提拔。公元1773年，和珅26岁，乾隆62岁；和珅是侍卫，乾隆是皇帝。然后，君臣二人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和珅正式得到组织重视，并随即得到组织栽培。然后，和珅这个官，就不是一年升一级的问题了，而是一年升好几级（当然要包括加官）。公元1776年，正月，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；三月，和珅被任命为军机大臣；四月，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；八月，和珅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；十一月，和珅任国史馆副总裁，赏一品朝冠；十二月，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，赐紫禁城骑马。同时，这一年，和珅一族抬入满洲正黄旗。公元1776年，堪称和珅奇迹年。公元1776年，乾隆皇帝65岁。而和珅呢？26岁。26岁的和珅已经被赏一品朝冠，已经当了军机大臣、已经当了内务府大臣。但前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775年，和珅仅是一个御前侍卫。乾隆这个老皇帝是不是傻了？你可以栽培后生，但也不能这么栽培吧？组织运行时间长了，一定要建制化。大清的建制，就是满人本位主义的官僚制。但是，乾隆的操作，则只有满人本位主义，而没有官僚制，更没有建制。简单说，就是任命官员完全不讲规矩、不讲理，纯属反建制。那么，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第一个原因是满人本位主义，而且乾隆做得极端过分，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。第二个原因是满人卡住位子，满人本位主义是原则，满人卡住位子是具体手段。晚年的乾隆，或许感到时日不多（但时日还很多，后来又干了20多年），所以需要抓紧时间，赶紧培养一批满洲后生，以卡住排位。军机大臣就那么几个、大学士就那么几个，满人官僚卡住了，自然不会有汉人官僚什么事。这就是乾隆的算计。但是，满人本位主义和满人卡住位子，能解释大清特色建制的方向，却解释不了速度。和珅升迁的这个速度也。除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，和珅一年升五级。大清发展到了乾隆朝，时间已经足够久了。所以，它一定是求稳，而不是求快。所以，第三个原因最可怕，那就是满人已经无人可用。摆在皇帝面前的，只有和珅，或者说和珅就是最好的。然后，以乾隆为核心的满人官僚集团，只能倾全力培养和珅、提拔和珅，让和珅去卡住位子。所以，到了嘉庆朝，这个问题不仅会暴露出来，而且会被彻底掀了桌子。公元1795年，乾隆传位给嘉庆，但是又当了三年太上皇。这一年，嘉庆35岁、和珅45岁、乾隆84岁。就这个年龄分布，你就能知道和珅跟嘉庆的关系肯定没法好。乾隆晚年，和珅已经彻底掌握了大清的权力核心军机处。官员任命、案件审判，甚至奏折呈递，都要经过和珅。上有太上皇、死活不放权，下有和珅、全面揽住权，嘉庆皇帝会是什么滋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乾隆晚年已经越来越糊涂，凡事都要由人传话，才能操纵整个帝国。而这个传话人，恰恰又是和珅。所以，在当时，和珅就是大清的二皇帝。公元1799年，老皇帝乾隆终于闭上了眼睛。随即，嘉庆皇帝马上派人控制和珅。乾隆死后15天，嘉庆就送给和珅三尺白绫，让和珅上吊。老皇帝不放权、大权臣当帮凶，所以小皇帝很生气。于是，等老皇帝死了，小皇帝急不可耐地杀了大权臣，连半个月都不让大权臣活。如果仅是这么认识，那就把政治当成了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。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的解释，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它们统统解释不了和珅是怎么官场成功的，更解释不了嘉庆朝的政策转向。问题本身不重要，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。和珅跌倒的问题，一定要提升到满洲本位主义的层面。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解释和珅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落败。和珅跌倒相当于满洲本位主义的破产。而满洲本位主义一旦破产，那么汉人官僚就一定要崛起。所以，溯因推理地看历史，我们需要关注和珅跌倒后的趋势影响：首先是削弱了满洲本位主义的公信力，意味着国家不能这么玩。朝廷器重、提拔神速、年富力强的满洲精英和珅，竟然是个大贪官。而且，还把贪污数字公布了出来，仅白银就八亿两，所有财产相当于国家十五年的财政收入。所以，廷议认为和珅必须凌迟，后来嘉庆法外施刑，才赐自尽。但是，这已经是对满洲本位主义的打脸了。其次是汉族官僚在嘉庆朝及以后逐渐崛起，掀了满洲本位主义的桌子。和珅不仅贪了钱，而且揽了权。对于这件事，乾隆皇帝要负责。但乾隆死了，而且也没人敢追老皇帝的责任。所以，接下来，就是满人精英要负责。因此，嘉庆朝的政策调整，就从和珅跌倒开始。一大批汉人精英得到了晋升的机会。像董诰、曹振镛这些人，长期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。而从朝廷到地方，汉人官僚的发言权越来越重，甚至主导了整个大清的政策走向。但是，大清朝是满人的大清朝。难道满人就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吗？满人本位主义就一定会破产吗？大概率没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接下来全是趋势的问题。一是乾隆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，即满人汉化。正是因为满人汉化，所以乾隆才搞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。一眼望下去，分不清谁是满人、谁是汉人，满清皇帝找不到自己的同盟了。这才可怕。但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，是趋势。这个趋势，没法变。甚至，到了后来，有修养的满人，能比汉人还汉人。二是满人官僚已经人才凋零，这也是乾隆搞满人本位主义的第三个原因。只要建制化了，汉人用基数就能碾压满人。这在战争以后，最为显著。英法联军进北京的八里桥之战，撑场面的是僧格林沁和蒙古马队，而不是大清八旗。天平天国起义，扛住冲击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把持的地方武装，也不是大清八旗。再往后，领导大清洋务运动的，几乎清一色全是汉人官僚。三是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这个变局就是东西方必须交流，大清再也不能做老大帝国的春秋大梦。而这时候，能竞争排位的，只能是在干事创业中捶打出来的汉人精英。满人精英被乾隆惯坏了，即便是嘉庆朝也没扭转过来。所以，一群废人已经只能在变局中废掉了。李鸿章死后，摆在慈禧和大清面前的，只有袁世凯，而北洋大臣必须由他来当。这时候，为啥不让满人来当北洋大臣。李鸿章死了，满人也没人接手李鸿章的政治遗产。所以，成也乾隆、 败也乾隆。乾隆奉行的满人本位主义，区分出了谁是汉人、谁是满人，巩固了满人的优势地位和自信心。但物极必反。和珅跌倒后，嘉庆朝必须做出政策调整。汉人官僚就是在这个时候酝酿崛起的。而赶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汉人官僚更要乘势而上。这时候，不管是“首崇满洲”的建制化，还是科举官僚制的建制化，已经统统不管用了。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”，与曹操的唯才是举，说的都是一回事。这不是英雄的呼唤，而是时代的需要。但是，大清这艘大船太大，转向不行、加速不行、降速更不行，最后沦落到了改朝换代。
